一、嘉道中衰的表现
清代封建统治集团的奢侈腐化之风实自乾隆朝开始。乾隆帝当政六十余年，既为清朝建立了不世功业，亦留下了衰落疲败的种因。乾隆中期以后，他仿康熙六次南巡之例，六度南巡，而“供亿之侈，驿骚之繁，转十倍于康熙之时”。乾隆十六年（1751），皇太后六十岁生辰，中外臣僚纷集京师举行大庆。自西华门至西直门外，十余里中“剪彩为花，铺锦为屋，九华之灯，七宝之座，丹碧相映”，“每数十步间一戏台，南腔北调，备四方之乐，侲童妙伎，歌扇舞衫”。各地督抚之贡物，争奇斗巧，“广东所构翡翠亭，广二、三丈，全以孔雀尾作屋瓦” 。
此后，在皇太后八十寿辰以及乾隆帝自己八十寿辰时，“京师巨典繁盛”，与皇太后六十寿辰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竞相效仿。嘉庆道光时，河吏的奢侈，是当时愈刮愈猛的奢侈之风的明显例证。清代漕运依赖运河，故而列朝对河政十分重视，国家财政拨款也很充裕。然而，乾隆末年以后，国家每年费帑数百万，真正用于运、黄、淮河治理之费不及十分之一，其余悉皆供河吏挥霍而已。河督的奢侈有帝王所不及者。河督宴客集天下之珍馔。为烧一碗猪肉，要杀五十余头猪，取其背肉一脔，余皆弃之。一盘驼峰，必得杀三、四峰骆驼。河督终日置酒高会，参加河督宴会的人，鲜有能终席者。因为每次宴会，往往历经三昼夜而不能毕。官场中的奢侈不是个别现象。道光时，一个陕西粮道在他迎来送往时，“每次皆戏两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窝烧烤，中席亦鱼翅海参。西安活鱼难得，每大鱼一尾，值钱四、五千文。……其他如白鳝、鹿尾，皆贵重难得之物，亦必设法购求” 。
在官场中的奢侈之风日益蔓延时，一些大官僚和富逾王侯的大地主、大商人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乾隆嘉庆时某阁臣，其家“奢汰异常，舆夫皆著毳毭之衣，姬妾买花日费数万钱” 。京师米商祝氏，“其家屋宇至千余间，园亭瑰丽，人游十日，未竟其居”。宛平查氏、盛氏，“其富丽亦相仿”。怀柔郝氏，乾隆曾驻跸其家，“进奉上方水陆珍错至百余品，其他王公近侍及舆僮奴隶，皆供食馔，一曰之餐，费至十余万” 。乾隆帝的骄奢淫逸，开一代奢侈之风，而贵族、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奢侈腐化则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奢靡之风愈演愈烈，不可遏止，嘉庆帝、道光帝曾力加矫正，然无济于事。 吏治败坏与清王朝几乎是相始终，这与清王朝直接承接明朝末年腐败的官场文化有关。清王朝既是少数民族，必须对中原士子大加笼络。康熙年间就有所谓的南北党争。清代的贪污问题是长期的，康熙晚年，官场奢侈腐败之风已经兴起。雍正时大力改革使得吏治稍得控制。乾隆时，奢靡之风又卷土重来且愈来愈甚。乾隆六巡江南，地方沿途大兴土木，豪华与排场空前，糜费特甚。可谓极尽奢华之能事。
乾隆中叶以后，吏治的严重败坏成为清朝封建统治极端腐败的明显象征。当时，权臣专擅，结党营私，欺蒙粉饰；官吏昏聩无能，贪赃枉法。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权臣的专擅，前有和珅，后有穆彰阿。和珅，满洲正红旗，少贫无籍，为一普通官生。后来，依靠祖先功业，承袭三等轻车都尉的世职。1757年，爆发云贵总督恒文和云南巡抚郭一裕的“金炉案”。乾隆三十四年（1769），和珅被挑选入銮仪卫，充当了皇帝轿旁的一个小侍从。因他相貌英俊，口齿伶俐，应对乖巧，深得皇帝赏识。从此，他官运亨通，平步青云，在短短的十来年中，竟从一个轿旁小侍从变成了“宠任冠朝列”的朝廷重臣。乾隆帝宠信和珅近二十年，和珅恃宠威福由己，植党营私，内而公卿，外而封疆大吏，皆出其门。和珅恃宠肆意排斥异己，“不附己者，伺隙激上怒陷之，纳贿者则为周旋” 。和珅的专横跋扈，在乾隆帝晚年更形嚣张。当时，乾隆帝虽禅位于嘉庆帝，但仍以太上皇名义执掌朝政，政务完全依赖于和珅，和珅成为出纳帝命之人。和珅恃宠专擅“甚于前日，人皆侧目，莫敢谁何云” 。
道光朝的大学士穆彰阿，固宠窃权，“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摸以逢主意”。穆彰阿在朝廷内呼朋引类，广植私党，“门生故吏遍于中外” 。清中叶以后，庞大的封建官僚机构，因大批官员的尸禄保位和昏愦无能而运转不灵。在大批朝廷重臣中，有为保位贪荣而故作庸懦者。嘉庆时，各部院衙门“诸臣全身保位者多，为国除弊者少；苟且塞责者多，直言陈事者少。甚至问一事，则推诿于属员，自言堂官不如司官，司官不如书吏” 。各省督抚“或于应办事件，藉口行查，经年累月尚未完结，其废弛积习，犹为牢不可破” 。
道光时的大学士曹振镛津津乐道于“多磕头，少说话”的为官之道，将国事政事置诸脑后，以保一身一姓之尊荣富贵。在嘉庆道光时期的大批朝廷官员中，还有大批不学无术的庸劣之辈。道光时的闽浙总督庆瑞，与司道幕友宴会，“较力唱曲，俗语村言，无所不说，不学无术，殊不自重” 。直隶总督桂良，“其胸中蕴蓄如草芥，其口中吐属如市井” 。
封疆大吏如此，道府官员的昏愚更令人瞠目。陕西雁平道章荆凡，终日不理政事，公事皆幕友主持。即使遇到京控发审案，亦令书吏在外劝言，从不提审。即便提审，也是“两造到堂，原、被莫辨，而口钝言涩，狱不能折” 。穆彰阿当政时，因各地知府率兼税收，为膏腴之地，故多方扶持旗员为外任，而旗员“多不识字，听信幕友家丁，恣为奸利” 。乾隆中期以后，官场中更形成了种种层层相因的陈规陋习。当时下级官员觐见上司时，要馈送银钱；年节生辰，要进送礼品；官员外放，要通贿吏部官员及京中大员；钦差及督抚大员赴任途经地方，地方官员必须馈赠盘费。这样，上至阁老大员，下至胥吏差役，都从这种陋习中获取厚利。因为“州县有千金通融，则胥役得乘而牟万金之利；督抚有万金之通融，州县得乘而牟十万之利” 。于是，各级官员层层受贿，狼狈为奸，几乎是无官不贪污，无吏不行贿。正如时人所说，清中叶以后的官员，廉与不廉的分别，只在于“廉者有所择而受之，不廉者百方罗致，结拜师生、兄弟以要之” 。
因此，乾隆中期以后，揭出不少的大贪污案。乾隆宠臣和珅，在当政的二十多年中，揽权纳贿，积聚起惊人的财富。当和珅在乾隆帝死后，被嘉庆抄家时，对和珅家产总数的最低估算也达“数千万两之多，最多达到亿两左右” 。还有些官吏，为了填满欲壑，竟到了玩视民瘼的令人发指的地步。嘉庆时，广东英德县知县陈寅，于审办案件并不随时完结，以致数年之内，在押病毙人犯共有数十余名。这种情况并不是广东一省才有。地方官员推迟案件的审结，是因为这些地方官“欲藉案件索赃，多方搜剔，或以一人而牵连众人，或以一案旁及他案，辗转追求，公差四出。而胥役等每至一村，索诈使费，有钱则正犯纵令他逸，无钱则旁人亦被牵连，必至贿赂已通，欲壑已满，始肯审结一案。而由县详府，由府详司详院。一杖责可完之案，而百姓身家已破，甚至“久禁囹圄，长途解送，因此拖毙人命” 。
1790年礼部侍郎尹壮图上疏道：“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臣经过地方，体察官吏贤否，商民半皆蹙额兴叹。各省风气，大抵皆然” 。及至乾嘉之际，随着王朝的盛极而衰，吏治腐败问题表现得更加突出。嘉庆时期，爆发了白莲教、天理教等农民抗争，社会冲突激化，更使政府财政大受冲击。嘉庆五年八月曾谈到追赔的原因：“年来办理军务需用浩繁，目下大功将次完竣，一切善后事宜均需筹拨款……理应按限完交” 。嘉庆帝无奈地说：“大不法小不廉，吏治不清，民生何赖？甚至大缺一万，中缺八千，形诸白简，此非彰明较著者乎？…… 朕澄叙官方，首先责己，力行节俭，永杜贡献。诸大吏受任既重，养廉又优，贡献之费已除，权门之索又绝，必应清白乃心，为国宣力。然而风气未移，俗态犹故，时有在朕前借端尝试，巧言利国，实皆利己，似此者不一而足。” 这时鸦片开始流入中国， 而中国的白银开始大量外流，使中国对外由出超国变为入超国。嘉庆帝屡申禁令，一旦案发，“失察卖放之监督及委员吏役人等一并惩办不贷” 。道光四年进口鸦片高达一万二千六百三十九箱 ，“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道士、僧尼，随在吸食，置买烟具，为市日中” 。至道光年间终于发生鸦片战争。 八旗劲旅早年在关外所向披糜，战无不胜，但康熙平定“三藩之乱”的战斗中，八旗兵军纪已散，军力已大不如前，“八旗将佐，居家弹筝击筑，衣文绣，策肥马，日从子弟宾客饮” 。以汉人为主的绿营开始堀起，朝廷一有战事，便主要依靠绿营兵。乾隆元年谕：“八旗从前风俗，最为近古。迨承平日久，生齿日繁，渐及奢靡。如服官外省，奉差收税，即恣意花销……而兵丁闲散惟知鲜衣美食，荡费成风，旗人贫乏，率由于此。” 嘉庆年间八旗和绿营均已腐败，丧失战斗力，嘉庆曾随乾隆阅兵，所见是“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 。平定白莲教时，八旗请缨赴战，却四处抢劫，“其在京谙达、侍卫、章京无不营求赴军，其归自军中者，无不营置田产，顿成殷富” 。严如煜说：“教匪之役，前后八九年，兵调十数省，其中劲旅勇鸷敢战者固自不少，而矫捷坚实可恃，必以黔兵为第一。……各省提镇大营之兵，所驻通都大邑，地方平衍，风俗华靡，平时未尝远出城郭，一旦负枪荷戈，走山路数十里，汗淫淫下，喘息不宁，又且饮醇啖肥，习以为常，山内包米杂粮，食不下咽，先自饥疲，与猾贼追逐百数十里，鲜不病乏者” 。
费正清说：“1800年左右的中国经济不仅与欧洲经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且结构不同，观点迥异。………技术水平则仍停滞不前，人口增长趋于抵消生产的任何增加。简言之，生产基本上完全是为了消费，陷入刚好维持人民生活的无休止的循环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纯节余和投资是完全不可能的。”
清军入关，满族人口大量涌入北京及其附近地区。为了安置八旗官兵和闲散人口，清政府进行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八旗官兵因此获得一部分旗地。兵丁份地大多数靠本人带同家属从事耕种，后多迫于生计被典押出去。清统治全国以后，八旗兵丁生计日渐拮据。
嘉庆帝在位期间，八旗生计问题的进一步严重化，由于生计异常艰难，风气堕落，旗人中违法乱纪的事件不断发生，就连宗室子弟不少也混迹其中，即如嘉庆御制《宗室训》中就抱怨说：“近年以来，不肖子弟越礼逾闲，干犯宪章者亦尽见迭出，所为之事，竟同市井无赖。” 最典型的事例，是不少旗人甚至宗室贵族背离忠君事上的传统观念，崇拜上帝，私习洋教。如嘉庆十年闰六月，刑部查禁洋教时获悉，宗室图钦等四人私习洋教，而且坚决拒绝出教，这种情况使嘉庆震动极大，指出：图钦图敏本是罪人苏努子孙，理宜安分守法，乃敢私习洋教，虽经刑部再三开导，始终执迷不悟，情属可恶，因而令革去红带子，发往伊犁枷号六个月后充当折磨差使；旗人魁敏和窝什布二人削除旗籍，发伊犁枷号三个月后充当折磨差使；俱永远不准释回，如有滋事之事，即行正法 。旗人魁敏、窝什布等坚不出教的态度对嘉庆震动极大，从而对以后禁止西洋教有很重要的影响 。这种状况，不仅动摇着八旗这一清王朝的柱石，而且也干扰着整个社会的稳定，因而嘉庆不得不对八旗生计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
尽管嘉庆帝对此倾注了大量的精力，终因不能触及八旗制度本身，从而限制了其效果。 清王朝虽采取了种种措施，但直至清末，八旗生计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陷于贫困的境地。 清中叶以后，随着地主阶级政治、经济势力的日益巩固和发展，贵族、官僚、地主、大商人开始了对土地的疯狂兼并。满洲贵族在入关后，即以皇室庄田、宗室庄田、八旗田等名义圈占了大量土地。康熙八年（1669）清廷虽然正式下达了停止圈地的命令，但此后满洲贵族仍然依恃政治特权继续广占良田。乾隆时，仅由皇室控制的官田、皇庄即达六七千万亩。满族大官僚亦竞相抢占土地。乾隆时当政二十年的大学士和珅占地数千顷，道光时的大学士琦善占地二百五十六万多亩。汉族大官僚对土地占有的数目亦十分惊人。嘉庆时的两江总督孙玉庭，在山东占田三万余亩。一般大地主、大商人对土地的兼并动辄成千累万。乾隆时直隶怀柔郝氏，“膏腴万顷” 。道光初年，直隶沧州袁氏占田二千顷。在贫瘠的陕甘地区，大地主往往乘农民破产逃亡之机，大量占夺民田。“遂有一户而田连数万亩，次则三、四、五万至一、二万者。”
这时期，一些大商人利用拥有的大量资金来抢购土地。嘉庆时，湖南衡阳因经营山场、贩卖木材致富的木商刘重伟，其子孙田至万亩。贵族、官僚、地主、大商人对土地的兼并，使得大量土地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而广大农民则因失去土地而流离失所。早在乾隆十三年（1748），湖南巡抚杨锡绂即指出湖南土地集中的严重情况。他说：“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
土地的集中愈演愈烈，最后导致“富者田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的严重局面。大批失去了土地的农民，或沦为佃户和雇工，或成为耕无田、居无所的流民。沦为佃户的农民被迫承受地主阶级高额地租的残酷剥削。当时的地租率，至少是四、六分成（即地主四、佃户六），一般是对半分成，主佃各得一半。佃农除了向地主交纳正额地租外，往往还得向地主缴纳名目繁多的附加租，各种节令时日，农民要向地主缴纳鸡、豕、鱼、帛等等应时之物。除此而外，农民还需负担清廷的各种捐税。
这样，农民终岁辛勤所得，已一半甚至大部被地主阶级剥夺去了。一遇水旱灾害，农民竭其所有亦不能完纳地租捐税。许多人不得已而背井离乡，成为流民。沦为流民者，有的不顾清廷的禁令，进入东北、蒙古及沿江、沿海的封禁地区。他们披荆斩棘，艰苦备尝，还要设法应付官府的驱逐，颠沛流离，难以安定。有的流落城镇街头，沿街乞讨。嘉庆时，北京城内，沦为乞丐的流民达十万多人。封建土地制度，地主阶级对农民敲骨吸髓的封建剥削，将广大农民逼得走投无路，也极大地束缚、摧残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正是清中叶以后，社会经济凋敝、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 白莲教大起义 嘉庆元年（1796年）爆发了白莲教大起义，而这次起义却是嘉庆年间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嘉庆年间的白莲教起义，前后持续了9年零4个月，最早参加者多为白莲教徒。参加的人数多达几十万，起义爆发于四川、湖北、陕西边境地区，斗争区域遍及湖北、四川、陕西、河南、甘肃5省，甚至还波及到湖南省的龙山县。白莲教起义军在历时9年多的战斗中，占据或攻破清朝府、州、县、厅、卫等204个，抗击清政府从全国16个省征调的兵力，歼灭了大量清军，使清军损失一、二品高级将领20多人，副将、参将以下的军官400多人。清政府为镇压起义，共耗费白银2亿两，相当于当时清政府5年的财政收入。从此，清王朝从所谓“隆盛之世”陷入了武力削弱、财政奇黜的困境，迅速跌入没落的深渊。 天理教民变 嘉庆十八年（1813年）在河南、直隶、山东三省交界地带和京畿地区爆发了以林清、李文成为首的天理教民变。造反的教民先后攻占了河南滑县，直隶长垣，山东定陶、曹县等地。秘密活动于京城大兴、宛平一带的天理教徒在宫中太监的接应之下攻入皇宫，“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嘉庆皇帝还装模做样地为此下诏“罪己”，并在临终前告诫群臣，“永不忘十八年之变”。平变之后，混战中射在隆宗门上的一个箭镞，一直被保留了下来。嘉庆希望这个箭镞能够对爱新觉罗皇室的子孙们保持一种紧迫：务必宽仁爱民，勿为“害民之虐事”。尽管天理教民变没有嘉庆初川陕白莲教民变的规模，但其深入皇宫的事实确实让满清感到惊悸不安。
经过乾隆、嘉庆两朝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农民起义军遭到了严重的损失，至道光前期，基本上处于停滞和积聚力量的时期。因此，这期间的农民起义无论从参加人数、起义次数和影响来看，都无法与前相比拟。 赵金龙领导的瑶民起义 湖南衡、永、郴、桂阳四州郡，历来都是汉、瑶两个民族居住区。由于清统治者推行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当地官吏和汉族地主对贫苦瑶民进行残酷盘剥，不断激起瑶民的怨恨和反抗。赵金龙领导的瑶民起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当时，湖南、广东的一些天地会员在官府的支持之下，屡次抢劫瑶寨的牛、谷。于是赵金龙在道光十一年（1831年）十二月底，与赵福才率领瑶民700余人，在两河口杀死20余名天地会员。次年正月，江华知县林先梁等为防止局势扩大，率兵围捕赵金龙等人。在这种情况下，赵金龙忍无可忍，率众据永州长塘的夹冲起义。永州镇总兵鲍友智等率兵千余人直逼夹冲，击毙起义军300余人，掘了他们的祖坟。一月下旬，起义军进入蓝山县，并计划进占九嶷山为起义大本营。 湖南巡抚吴荣光闻蓝山告急，命提督海凌阿等进剿。海陵阿由宁远至蓝山，一路上恃勇骄横，也不侦探地形，冒雨由小路深入，结果中了义军的埋伏，海陵阿等被击毙。道光帝又派总督卢坤、湖北提督罗思举进剿。同时又下令带兵将领，务必将起义军诱至山外平野之处聚而歼之。 三月初，清军兵分南北两路，对蓝山起义军形成夹击之势。起义军粮草断绝，被迫出山，并准备东进至常宁县的洋泉镇，以重整队伍，结果被罗思举等合围。起义军消耗很大，企图以诈降松懈清军斗志。但罗思举不准义军投降，命令清军加紧进攻，先后消灭义军6000余人，赵福才、赵金龙等人也先后战死。这次起义终于失败了。 曹顺领导的先天教起义 道光十五年（1835年）三月初，山西赵城爆发了曹顺领导的先天教起义。这是清代前期最后一次，规模较大的反清起义。 先天教渊源于八卦教中的离卦教。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二月，山西忻州人王宁因离卦教屡遭清廷镇压，故将他所在的一支离卦教改名为先天教。王宁本人在教内被尊为“总当家”，该教“每年四季之首做会敛钱分用”，完全是一个以敛钱为目的的宗教迷信组织。当年秋天，先天教被清廷破获，王宁等被绞决。 此后，表面具结改悔的王宁之徒韩鉴，又在赵城一带重兴先天教，发展教徒。道光二年，韩鉴收曹顺为徒。十四年，韩鉴因年老力衰，将教权交给曹顺掌管。曹顺掌教后，一改教内只知敛钱渔利的作法，利用当时因土地兼并和官吏敲榨勒索而激化起来的阶级矛盾，引导教徒走上反清起义的道路。他自称释迦佛转世，能知人前生，信服者日益增多。
道光十五年二月，曹顺与其徒秘密策划起义，并定于当年八月十五中秋节之日，在平阳府、霍州、洪洞县、赵城四地同时起事。不料，三月初起义机密失泄，赵城知县杨延亮下令捉拿曹顺等人。瞬时形势异常紧张。曹顺和他的徒弟经过紧急磋商，决定提前举行反清起义，并预先派人把住交通要道，截阻清廷的来往文报；又封韩鉴子韩奇和徒弟张汶斌为领兵元帅，攻打赵城，然后再分头攻取霍州、洪洞县城，再合兵攻取平阳府。 三月初四日夜晚，韩奇率部分起义者秘密进入赵州城，与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教徒里应外合，一举攻破县衙门，将杨延亮及其家属、幕僚30余人全部杀死。次日，他们又分兵攻取霍州和洪洞县城，均被清军和当地乡勇击退。当日晚，曹顺获知起义失利的消息后，立即惊惶失措地逃命，其他起义者也放弃了赵州城。三月二十二日，当曹顺和其他几名起义者在山东曹州观城县一座破庙中躲避时，被巡查的清兵捉获。曹顺被解至赵城，在杨延亮墓前“摘心至祭”。 曹顺起义的消息震动了清山西地方当局。在巡抚鄂顺安的命令下，清军急速前往围剿，但未到赵城，起义已失败。
二、前一秒康乾盛世，后一秒嘉道中衰：嘉道二帝，大清不是我俩玩烂的
自古以来，没有一个王朝不是盛极而衰，正所谓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就是这个道理，而一个王朝由积弊日深到病入膏肓，无不是要经过长久而缓慢地累积，一个王朝由病入膏肓到彻底覆亡，又必然会伴有残酷的斗争和剧烈的动荡。 满清王朝也逃不过 历史 轮回，在经历盛世之后必然走向衰微。盛世之下早已危机四伏，只是人还沉浸在什么盛世中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当危机不断发展达到不可避免的时候，美梦总会被无情地现实的拍醒醒,噩梦倒往往挥之不去。
清朝刚经历了康乾盛世，为什么到了嘉庆、道光两位皇帝的时候就衰退了呢？真的是嘉庆、道光昏庸无能才导致清朝从盛世的神坛跌落下来吗？那你就真的错怪他们了，相反的嘉庆和道光父子两登上皇位后都采取了一系列维护统治的措施。但这些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革除弊端，挽救危机，因而清朝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
前面皇帝遗留下来的问题，让后任皇帝背锅着实过分，但嘉庆、道光父子除了默默承受别无选择，难不成要被说成大逆不道，欺师灭祖？这样的大帽子他们可不敢接。
公元1796年爱新觉罗.颙琰在元旦举行了帝位授受大典，成为清朝的第七位皇帝，年号嘉庆，在位二十五年。他在位期间采取了一些列维护统治的措施：选择性地反腐(封建统治不可能从根源上解决反腐)，例如惩治贪官和珅等人；镇压白莲教起义；抑制鸦片走私等。
他力主革除弊政，但是见效慎微，这并不是他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不符合实际所以事与愿违，也不是统治看不见这这措施难以奏效！在封建 社会 统治下想要革除弊政必定牵连甚广，甚至会牵连封建 社会 统治基础。这也是古代 历史 上大多数改革难以取得成功的原因。
嘉庆二十五年(1820)八月，嘉庆帝猝逝于承德避暑山庄，由皇二子旻宁即帝位，是谓道光帝道光帝在位30年。在位期间整顿吏治、整理盐政、通海运、平定张格尔叛乱、严禁鸦片、力行节俭、勤于政务也难以改变 社会 弊端积重难返的局面。
嘉庆、道光两帝正好处于大清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上。 如若处于一个王朝发展的上升时期，两帝的采取的一些列措施，可能会造就一个盛世局面，但是处在那个积重难返、王朝衰败的时期，他俩已经力不从心，实在无奈了。大清帝国已经处于没落，留给他俩的已经是一个千疮百孔，沉疴积弊的清王朝，即使有心图志，也无力回天了。
盛世之下必藏危卵，纵观 历史 长河,表面的繁华盛世,总是不能持续很长时间,因为很多问题在盛世就已经暴露,只是大部分人都沉浸在盛世的美好之中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康乾盛世遗留下多少祸端，导致盛世之后紧接中衰！
人口数量多寡历来被视为古代 社会 繁荣与否的一个重要的标志,这一说法在现在看来荒谬。人口多了， 社会 就一定繁荣？在现代 社会 可不一定。但是在古代自然经济环境下，人口多寡确实是 社会 发展的推力，因为人口能够带来充足的劳动力。 劳动是推动人类 社会 进步的根本力量，幸福不会从天而降，梦想不会自动成真！有充足的劳动人口，才能推动 社会 各方面发展。
康熙五十一年宣布“盛世滋丁，永不加赋”，鼓励人们大力开垦。促进了 社会 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伴随经济发展的同时人口成倍增长。人口快速增长，无疑又是康乾盛世极于巅峰的一个主要推动力。盛世之下必藏危机，人口的过快增长导致人口与土地资源的矛盾日益加剧，这就为盛世走向衰落埋下隐患。
人口大量增加，土地资源无法承受日益过剩的人口，再加上封建豪强地主土地兼并严重，以致于康乾盛世还没有落下帷幕，酝酿已久的 社会 危机就爆发快来了。
人口的快速增长，直接造成了全国范围内人口的大规模流迁。清朝的人口迁移流动和 历史 上其他时期人口流动不同。其他时期人口流动，大多是受自然灾害、战争等因素；而清朝人口流动是人们出于经济原因，人们希望寻找可以耕种的土地而迁徙。人口大量迁徙不可避免的造成地域和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
人口的大规模长时间流动，严重冲击了封建 社会 旧有的制度和统治。古代并不像现在这样，拿着身份证天涯海角任你游。 古代统治者为了维护 社会 稳定，一般都会限制人口流动，毕竟人口大规模流动会造成造成赋税、劳役缺失，同时加剧 社会 不稳定性，会给统治者维持 社会 稳定带来了严重冲击。
嘉庆年间严如熤在讲到安辑川陕楚交界处的百万计的流民时说道：
川、陕边徼土著之民十无一二，湖广客籍约有五分，广东、安徽、江西各省约有三四分，五方杂处，无族姓之联缀，无礼教之防卫，呼朋招类，动称盟兄，姻娅之外别有干亲，往来住宿内外无分，奸拐之事，无日不有，人理既灭，事变频仍。”
由此可见人口快速增长，导致大规模人口流动，加剧了 社会 动荡不定。同时川陕楚白莲教起义由这开始，这也成为清王朝由盛转衰的标志。
清初的 社会 风俗比较简朴，但随着 社会 经济的不断发展， 社会 财富的大量积累， 社会 风气开始由俭入奢，人们俗尚奢华，靡然成风。到了乾隆中期日益显著。表现在皇帝、士大夫、富商巨贾追求高消费，挥金如土、暴殄天物。这股风气渐渐浸淫于士农工商，风流所及，亦所不能免。
奢侈之风的蔓延，与皇帝推波助澜有很大关系。乾隆帝喜好出游，一生中六下江南，四顾盛京，游遍大半个中国。而每次出游，极尽铺张浪费。
皇帝的骄奢成风，必然会引起王公贵族、文武百官也沉浸在纸醉金迷的生活之中。统治阶级的奢靡之风势必会蔓延到大地主、大商人之中。
风气败坏，骄奢淫欲，必然导致贪风炽烈，士风卑下。乾隆中期，吏治败坏，贪污盛行，陋规泛滥，贿赂成风。最为有名的贪官非和珅莫属，嘉庆帝下令查抄和珅家产时，查获银两衣物“数逾千万”，大量珍奇宝货、田房当铺、绸缎皮张不计其数。和珅仅仅是贪污腐败中的一员，各地的贪污大案层出不穷，涉及各个领域。 由此可见盛世之下，腐败已经蛀空了盛世大厦，大厦倾塌已成必然。
康乾盛世遗留下来的问题除了人口和土地矛盾、腐败奢侈成风，还包括阶级矛盾激化、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白莲教、天理教反清不断、国外列强凭借坚船利炮发动鸦片战争打开大清的国门等。
盛世之下早已千疮百孔，只是统治者还沉浸在盛世美梦之中！康熙到乾隆历经三帝，虽造就了盛世，就也为大清的衰亡埋下了各种隐患。这些隐患只需要一个契机，就会像一枚核弹炸毁清王朝的统治！
嘉庆、道光父子生不逢时，在他俩任职皇帝职务期间这枚核弹被引爆了，炸的统治集团内部土崩瓦解。虽有心挽救，却无力回天，大清的国运衰微。嘉道父子俩也就成为导致清王朝衰败的背锅侠！
三、饱受争议的康乾盛世到底是不是真正的盛世？
如果单单从人民生活自给自足角度来看的话，姑且算个盛世，但是从时代发展这个大环境来看的话就是一个落后破败的社会。
